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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陵协和神学院林培泉教授访谈(一):和合本圣经的百年影响

导读:金陵协和神学院林培泉教授访谈(一):和合本圣经的百年影响2019年是圣经和合本发行一百周年的日子,它在中文世界中使用广泛、影响深远,是众多信徒常常诵读的经典,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,是我路上的光”等...
金陵协和神学院林培泉教授访谈(一):和合本圣经的百年影响

2019年是圣经和合本发行一百周年的日子,它在中文世界中使用广泛、影响深远,是众多信徒常常诵读的经典,“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,是我路上的光”等经文耳熟能详。

日前,福音时报专访了金陵协和神学院旧约教师、南开大学客座副教授林培泉,谈到了和合本圣经的百年影响、“龙”等词汇的翻译带来的问题以及中国解经事工的发展。下文为第一部分:和合本圣经的百年影响。

和合本圣经的百年影响

和合本圣经(即官话和合本)的翻译始于1890年,结束于1919年,基本是在翻译组计划的三十年内完成的。翻译委员会主要成员有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(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年-1908年)、美国公理会的富善(Chauncey Goodrich 1836年-1925年),中国浸信会的鲍康宁、杨格非、白汉理等,以及其他在不同阶段加入、后因不同原因(教会事工忙碌、退休、离世)退出的西方传教士,前后共十六位,所选的人都精通圣经原文和中文。协助他们翻译的中国基督徒有诚静怡、王治心、王宣忱、邹立文等人。

为了在传福音的过中不要互相冲突,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流通,所以不同宗派的传教士聚在一起决定联合翻译圣经。1907年,新约翻译完成,旧约只译了诗篇,狄考文即离世,后由富善继任翻译委员会主席,领导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翻译工作,于1919年出版问世,全部委员里只有富善一人在82岁高龄时见证了那一幕。

林教授认为,首先,和合本圣经翻译事工是来华传教士的联合事工,是他们在中国教会合一事工的见证。传教士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宗派,虽然之前有传教士大会,但在合作上很难具体化。1890年确定要翻译的圣经版本为和合本,当时有三种:深文理(文言文)、浅文理(浅文言)和官话和合本(白话文),1907年浅文理译本面世,最不被看好的是官话和合本。

为何官话和合本不受待见呢?因为读书识字的人阅读文言文,一般人看半文言,民间讲各自地方的方言。在翻译这个版本的圣经时,用哪个地方的官话,传教士们也争论了很久。相关信息敲定后,成立了圣经翻译组执行委员会,再聘请翻译委员会成员,能够被选上的人需要懂圣经原文和熟练使用官话,一般都是宗派里的重要人物,本身事工很多。因此,是否有精力来参与或者此译本真的那么有价值,这在当时都很难下结论。

“有的传教士许诺了参与翻译却不见人影,有的参与了却只想匿名,人员不断变动。因此,最后能完成这项事工,确实是传教士在们不同文化中开展合一事工的见证。”林教授说。

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得到了英国圣书公会、美国圣经公会和澳大利亚圣经公会的支持,其中英国圣书公会的支持力度最大。

第二,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,传教士们将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相结合,扎实地在做处境化的工作。合作的过程中,传教士们要彼此磨合,不同的翻译功底和各宗派对中国的理解不一样都可能引发争吵,比如负责新约圣经翻译的狄考文很有个性,但大家一起工作的时候需要放下自己的想法,有人退出有人冷静思考后继续参与。

“这是一个合一、妥协和学习谦卑的功课。对于传教士在学习中国文化和向中国人传福音时更加谦卑。”林教授认为,当进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传扬福音时,需要接受这个文化对基督教的接受和融入程度。

第三,从1907年新约出版到整个官话和合本的出版,对当时的白话文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。那个年代,白话文运动主要在城市地区展开,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都读过和合本,它的语言表达和文风影响了当时的一些作家。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,传教士们在农村教会讲道时使用白话文,不少信徒通过读圣经开始识字,这样可以更好地追求信仰,识字班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文盲人数,促进了农村地区的文字教育。

第四,官话和合本采用的是英文标准译本,这是英语世界都接受的圣经版本,作为圣经考据的最新成果。这给后来的圣经翻译提供了一个原则,就是任何文本的翻译或查阅都要采用当时圣经考据的最新成果。包括和合本修订版从1984年开始修订,到2004年新约修订完成,都采用和吸收了大家公认的圣经考据的成果。

第五,从教会角度来讲,和合本圣经促进了教会内部的合一。在这之前,中国教会有各种宗派,每个宗派采用的译本不同,包括各种方言译本,在方言译本之外还有30多种其他译本。1890年到1930年代,又新出了很多译本,但这些译本最后都慢慢地被淹没在历史中,因为官话和合本成为了中国教会各宗派都接受的一个译本。这得益于传教士合一的翻译事工,因为不同宗派的人都参与了,再加上白话文运动的开展,这个译本就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了教会内权威的圣经译本,也是一个联合译本。这是一种难得的现象,因为没有一个译本能达到这样的地位,比如英语世界的译本就多种多样。

因此,林教授认为,当传教士们离开后,中国教会能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后宗派时期,也和有一个共同的译本有关。如果没有这个基础,教会之间很难进行联合礼拜,这是中国教会在世界教会中作出的美好见证。

第六,和合本圣经对中国教会信徒的生命建造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林教授分享,已故丁光训主教给第一次联合圣经展的题词是“圣经使我们联合”,中国教会事工都要扎根于圣经之上。信徒们很爱圣经,因为有一个权威译本,所以很多人喜欢背诵和合本的经文。

第七,和合本圣经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。知名作家老舍和冰心都是基督徒,“我的岳父在北京的时候,和老舍是一个教会的。”林教授告诉笔者。当我们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时,有的和圣经的文风有相似之处,这都与和合本有关。此外,这个版本的圣经对中文现代语言的表达有很多影响,比如“乐园”“禁果”“礼拜”“忏悔”“洗礼”“福音”“方舟”“复活”“圣诞”等词,都是因着和合本的翻译而进入中国的文化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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